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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日期: 1060613  
* 類  別:  
* 摘  要: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5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等判決新聞稿  
* 附  件: 新聞稿105原選訴1.doc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5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等判決新聞稿
有關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5度原選訴字第1號簡東明等162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一案,於民國106年6月12日下午4時30分宣判,法院依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分別判處被告簡東明有期徒刑伍年陸月,褫奪公權陸年。王榮儀有期徒刑肆年貳月,褫奪公權伍年。馬昭明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何晉文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伍年。杜志浩有期徒刑參年拾月,褫奪公權肆年。蔡資芳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董婕妤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周維平有期徒刑肆年貳月,褫奪公權伍年。高王添福有期徒刑參年肆月,褫奪公權肆年。謝進財有期徒刑參年肆月,褫奪公權肆年。鄭善雄有期徒刑參年肆月,褫奪公權肆年。羅耀明有期徒刑參年肆月,褫奪公權肆年。另被告唐馨予、彭玉珍、劉夏雲、簡英偉因罪證不足均無罪。其餘被告均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判處有罪。本案得上訴。
法院判決認,簡東明係第9 屆立法委員選舉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候選人,為尋求連任,與王榮儀、馬昭明、何晉文、杜志浩、蔡資芳、董婕妤等人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交付現金賄賂,約定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假藉工作費名義,先要求王榮儀等人提出各鄉傾向支持簡東明選民的輔選幹部或工作人員名冊,經由簡東明審核後,分別各交付現金十餘萬元給上開王榮儀等人以工作費名義,分別發放一千元至一萬二千元不等的現金給前述輔選幹部名冊人員共149 人。另簡東明授意輔選幹部周維平至茂林區找尋地方樁角或黨工高王添福、謝進財、鄭善雄、羅耀明等人,由周維平指示高王添福等人先提出傾向支持簡東明選民並編列輔選幹部暨工作人員工作津貼應領清冊。簡東明與周維平等人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交付現金賄賂,並約定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假藉工作費名義,由周維平分別各交付現金二萬餘元給高王添福等人以工作費名義,分別發放一千元至二千元不等的現金給前述應領清冊人員共39人。又簡東明與周維平接續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交付現金賄賂,並約定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於104 年12月間或105 年1 月間某日,利用赴臺東縣達仁鄉拜票之機會,在臺東縣達仁鄉公所之鄉長辦公室,以工作費之名義,交付3 千元之現金賄賂與洛林,並約定洛林於上開立法委員選舉時,投票支持簡東明。
被告簡東明等人對於交付上開名冊內人員一千元至一萬二千元不等之現金等事實均不爭執,而上開名冊內有收受現金之選民對於其等收受之現金亦不爭執。而被告簡東明確有指示被告王榮儀等人編列輔選工作人員名冊並親自審核後交付現金給王榮儀等人之事實,已經被告簡東明供述且與王榮儀、何晉文供述一致。本件被告簡東明等人爭執的重點是所交付或收受的現金是工作費而非買票賄款。法院基於下列理由,認為上開現金是假藉工作費名義而實際上是買票的賄款。
1.所謂輔選幹部或工作人員的名冊係由被告王榮儀等各鄉黨部主任、幹部所決定的,部分人士先並未受到徵詢即被列入名冊內。
2.所謂工作費,依社會一般僱工常情,應事先與受僱人約定僱用的時間、勞務的內容、報酬如何計算,且通常是勞務完畢始給付報酬。惟本件多數是未工作即先得到報酬,且被告何晉文供稱收到簡東明給的現金隔日就發放。而多數人收到現金的選民對於勞務之時間、內容及報酬如何計算等僱傭契約的重要事項均未與被告王榮儀等人事先約定。
3.又這些列入名冊內所謂輔選人員的報酬的決定並非依其等的工作內容而定,而是如同被告王榮儀、何晉文等所供稱是依其等的職務即身分如村里長、鄉民代表或在地方的影響力來決定是給付一千、二千或三千、甚至一萬二千。
4.大多數有投票權人均供稱有參與掃街、拜票、造勢等輔選工作而得到其等應有的報酬即被告等自稱之工作費。有些人僅參與一、二小時的掃街拜票就可領一、二千元。然而,參與候選人之掃街、拜票、造勢等輔選工作本來就是基於認同候選人而做的志願性工作,候選人為感謝該志工的付出而提供一般性三餐、飲料、交通接送等,尚屬社會可接受的合理範圍。然而本案有投票權人所參與之上開輔選工作,被告簡東明的競選團隊已經另編有提供飲食或交通工具等輔選費用的預算,無須再交付現金給選民。本件多數名冊上的選民僅參加掃街、拜票、造勢等輔選志工的工作,時間短暫,竟可得到上千元以上之報酬,與社會一般提供勞務的報酬顯不相當。縱上開選民大多數有做一些輔選工作,但選民是否真的有去工作?工作已否完成或是否已達到要求的品質,均無監督、驗收的機制,與一般的僱傭契約明顯不符。此外,選民多數是五十歲以上之人,倘被告簡東明等確因選舉需要而有僱工從事勞務如插旗、掛布條等工作,也應僱用年輕力壯的人較合理。雖部分選民說該現金是買餐飲、檳榔或加油的錢,但均無法提出購買的發票或收據給王榮儀等人核銷。
5.又被告王榮儀等人交付現金時,不問名冊上之人實際是否或可能付出對等之勞務,即先行付款等情,均足認其等意在交款,至收款者是否確實能參與拜票等活動非其所問,不過假藉掃街造勢活動工作費或點心費之名,行投票行賄之實,相較於其餘陪同拜票而未收受款項之選民,被告王榮儀等人交付千元以上之現金給選民,此舉客觀上已足動搖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
6.被告簡東明等人辯稱附表一至十的選民均為被告簡東明的支持者,被告簡東明何須向其等行賄云云。然而,現行買票賄選的模式已與早期台灣選舉買票的模式不同。早期、尤其戒嚴時期,或因對警、調不太信任而不敢檢舉或不願檢舉,因而賄選的對象不限於支持者。而現在民主時代,民智已開,已不再懼怕政府,且檢舉賄選有獎金可拿,因而許多人勇於檢舉賄選,使得買票的人對於向非支持者買票有所畏懼,深怕惹禍上身,不但官司纏身,甚至被宣告當選無效。而向傾向支持的選民買票不但風險較低,且加強支持程度,加上台灣人重人情,本來不想投票的人,因拿到錢欠人情而願意至投票所投票所在多有。如此,除可開拓中間選民的票外,亦可增加支持者的投票率。況且,本件有投票權的選民係山地原住民,其等居住的地點通常位於交通不便的山區,要到指定的投票所有時路途尚遠,有些支持者可能因交通不便而不願投票。然如已拿到買票的賄款,因部落人數較少,彼此大多認識,不出面投票,難以對行賄者交待,因而即使向支持者行賄仍可達到行賄的效果,最高法99年度台上字第3653號判決意旨認「對於表明支持特定候選人之選民,再以交付賄款或不正之利益鞏固選票,並非事理所無」亦同此道理。
7.被告簡東明等辯稱附表一至十的選民所收受之現金與各自戶內的有投票權數不符,因而認定此非買票的賄款云云。然查,本案起訴被告簡東明等買票交付賄賂的對象係附表一至十所示之有投票權人,而非各該選民戶內的其他有投票權人,亦即被告簡東明並非買全戶的票,而是買個人票或綁樁。其中一至二千元屬買個人選票,三千元至一萬二千元則屬綁樁,此並無不合理之處,因附表一至十之選民係經被告簡東明等人審核過較可信的支持者,而各該選民戶內有投票權的家屬是否可信或是否支持者,被告簡東明等人無法掌握,而買票的經費有限,錢要花在刀口上,才可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8.至於被告簡東明等人辯稱各鄉的輔選幹部名冊是作為投保意外險之用,並非作為賄選之名冊云云。經查,該名冊得同時以作為投票名冊與賄選名冊並不衝突,而本件縱被告簡東明等人同時為名冊內的部分選民投保意外險,然證據顯示許多人表示未受徵詢是否投保,況名冊上的人也有人未拿到賄賂,足認並非全部名冊上的人均有投保。因此被告等人辯稱該名冊是作為投保之用云云,不足採信。
9.被告即附表一至十等選民辯稱有參加輔選會議、後援會、競選總部成立大會、各山地鄉的掃街、拜票、車隊遊行等造勢輔選活動,甚至參加遠至高雄夢時代百貨公司、台東等造勢大會,時間長達一整日,且有人參加數日的輔選活動,因認所收到王榮儀等人交付的現金,係其等為輔選活動所付出勞務的報酬云云。然而,現代有選舉制度的民主國家中,各政黨除了少數長期受僱資薪的黨工外,各種選舉的競選活動應該是候選人號召支持者共同參與的活動,這也是驗證候選人個人魅力或其政見、選區服務是否得到選民支持的最好時機。因此,參與候選人輔選活動的支持者應該是認同候選人的政見或服務而自動義務性的志工行為,不應該是受僱於候選人來參與輔選活動。否則,非但失去輔選活動的意義,也會讓競選活動淪為有錢人才玩得起的遊戲。因此,被告大多自稱是被告簡東明的支持者,是其等人所參加的輔選活動,不論幾次、幾日,本來就是被告等人志願性的勞務參與,不應向候選人拿取任何報酬,至多可請求候選人提供便當、飲水及交通接送或相當的餐飲費、車資。退一步言,縱使候選人基於競選策略的考量,為營造萬人支持的氣勢而有僱用走路工造勢充場面的必要,如所僱用的走路工均非有投票權的選民,因無投票行賄或受賄疑慮,候選人要以多少報酬僱用均非法所不許。然如所僱用者混雜有投票權選民,候選人也只能提供參加的走路工上述必要的便當、飲水、交通接送或相當的餐飲費及車資。以南部現行消費水準,一日三百元左右應已足夠,超過的部分恐有投票行賄或受賄之嫌。本案被告簡東明等人所找的輔選人員,除一、二位平地原住民被誤認外,均為有山地原住民投票權人,已顯見被告簡東明等人主觀之故意,縱使以被告等人大多居住於偏遠的山地鄉,本來大多數人全是原住民而不予計較。然如前述,被告簡東明等人稱附表一至十之選民,本來就是其支持者,則其等參與輔選國民黨或簡東明的任何活動,屬於義務性的志工行為,不應向候選人拿取金錢,縱使認其等為受僱的走路工,如上述,亦僅限於必要的便當、飲水、交通接送或相當的餐飲費及車資始可,一日三百元左右應已足夠。本案被告簡東明等人給付附表一至十之選民每人至少一千元,多數人是1500及2000元,顯然已超出上述合理的餐費、車資甚多。
10.此外,收受賄款之被告有辯稱其等係先工作後領工作費,且工作的時數相當或過於合理的工作費,有別於先領錢後工作之人,因認其等所領的錢係其等工作後所應得的合理工資云云。經查,被告等人均自稱其係被告簡東明的支持者或輔選幹部,如前所述,其等之行為本屬義務性的志工行為,不應額外拿取勞務的報酬。因此,先工作後拿錢只是符合一般僱傭契約的常態,對競選活動而言,志工的行為至多僅可拿取必要的便當、飲水、交通接送或相當的餐飲費及車資。否則,有錢的候選人大可以高薪來僱用有投票權的選民來參與輔選活動,不但可達到萬人簇擁的西瓜效應,也可以達到變相賄選的目的。
11.另被告簡東明、周維平等人辯稱上一屆立法委員選舉,檢察官亦以其發放工作費而對其與周維平及其他選民等人提起公訴,該案已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02 年度選上訴字第3 號以選民均有實際從事輔選工作而判決無罪確定云云。經查,上開高雄高分院的事實與本案尚有不同之處,交付所謂工作費的規模亦無法與本件相比,況且該判決係以「無從證明被告簡東明、周維平各自交付予被告周○梅之3 萬元,係作為賄選之用」作為判決無罪的主要理由。然而,按公平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礎,為避免選舉淪為有錢人的遊戲而喪失選賢與能的功能,因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及刑法第143 條第1 項分別對於候選人及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交付及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均有禁止之規定,違者處以刑罰嚴懲。因此,倘候選人或其輔選幹部對於欲交付給有投票權選民的金錢或物品有疑慮時,除非有合理堅強的理由,於選舉期間,應避免為之。同理,有投票權的選民對於候選人或其輔選幹部所交付的物品或現金,於選舉期間,亦應避免接受,否則易啟人疑竇。因此,重點是當候選人或有投票權人於選舉期間交付或收受金錢、物品或不正利益時,本來就應思考是否合法妥適,如有此疑慮,就不應該做,而本件所交付的是現金且最少千元以上,無論候選人或投票權人於交付或收受時,本應該有這可能是賄款的意識,竟仍為之,其等主觀上至少有未必故意應可認定。況且,本案被告簡東明、周維平先前已因涉嫌以交付工作費名義行賄選之實而被起訴,本應有所警惕,避免重蹈覆轍。倘選舉確有插旗子、掛布條及發文宣傳單之必要,大可僱請非有投票權之人為之,何以仍專找有投票權之選民?況被告董婕妤、馬昭明亦供稱有賄選疑慮而不敢全部發放,另證人張成森證稱有疑慮而退還給簡東明,證人張元戎、呂秀蘭亦證稱因有疑慮而挪為他用不發放給選民。因此,被告簡東明、周維平等從上開被起訴的經驗及核心幹部退還該買票款的事實中,本應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詎被告簡東明、周維平等人竟仍心存僥倖,於本次選舉,更有計畫性的擴大發放所謂的工作費現金,足認其等假藉工作費名目行賄選之犯行,甚為明確。
12.選舉期間提供便當或必要餐點、飲水及交通接送給支持者來參與掃街、拜票、造勢大會等輔選活動,對於大多數守法的候選人而言,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可是,本來很單純的事,因被告簡東明等人假藉工作費名義來發放現金給有投票權的選民,使得一切變的很複雜。倘如被告等人所辯,其等所參與的掃街、拜票、造勢大會等輔選工作與其等所領的金錢相當,屬合理的勞務所得而不違法。以後候選人一再以此工作費挑戰法律,將使得檢察官必須極盡所能地舉證證明被告等人所做的輔選工作與其等所收受的金額不相當。對於被告等人而言也不見得輕鬆,他們也得窮盡一切的努力來證明自己掃街、拜票幾小時,參與造勢大會幾小時並提出照片為證,再由法院一一核對而認定是否收受的金錢與其參與輔選的工作是否相當來認定有無賄選嗎?如此耗費司法資源,豈為全民所願?因此,司法對此爭議問題必須給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那就是除提供必要的餐點、飲水及交通接送外,於選舉期間,候選人或其輔選人員不得藉由工作費或其他名義交付金錢給選民,選民亦不得收受候選人或其輔選人員的任何金錢,除非原本已有債權債務關係或有其他堅強合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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